首页>教育名人录>蔡元培

收藏本站     推荐教育名人    返回首页
蔡元培
一、基本情况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蔡元培
二、相关论著

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民国70

3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蔡元培,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4 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80

5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书店 1984

6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56

7 蔡元培语萃(蔡元培, 著) 华夏出版社 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 : 人生的启示(蔡元培, 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10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 著)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东方出版社 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蔡元培,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张元济, 著/蔡元培, 著)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 我和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著/蒋维乔著/庄俞著) 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17 玄圃论学集 : 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蔡元培著) 三联书店 1990

18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中华书局 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蔡元培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0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刘梦溪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著(蔡元培,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01,美育代宗教说(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21,妖怪学讲义(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41,中国伦理学史(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 专号.(2),民族篇(娄子匡主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蔡元培,著/张元济,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民国79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高平叔) 湖南教育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31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高平叔编) 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3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胡适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蔡元培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 : 《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合集(蔡元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蔡元培, 著) 台湾中华书局 5/1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3

42 哲学要领(科培尔讲) 商务印书馆 民国8[

4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0

4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26

45 美术的起源 : 学术讲演录(蔡元培著) 4414

4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6

47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

48 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 商务印书馆 民国8年

49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编辑/蔡元培/王云五编辑) 商务印书馆 民国26

50 蔡元培书信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聂振斌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52 大学精神 :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蔡元培,著/胡适,著)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民国90

5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5

5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7

55 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20

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著) 良友图书公司 民国34

58 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59 王国维 蔡元培 鲁迅点评红楼梦(王国维,著/蔡元培,著/鲁迅,著) 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3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Cai Yuan Pei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三、主要贡献

突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改革北京大学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抱定宗旨、改变校风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3.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5.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6.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1.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如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原属文科范畴,现已采用实验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文,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蔡元培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2.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中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3.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4.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5.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6.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7.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

四、不肯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本文系蔡元培校长1919年6月手写的辞职声明。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 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 "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上述内容参考自各相关网站,特此致谢!

 

 

<<返回教育名人录